人文事物与自然事物有质的区别。自然事物是“自然而然”的存在，不会有意识地思考存在的理由与规律。而人文事物是人的创造物，因而正如人会追问“我从哪里来？将向哪里去”一样，人也会追问人文事物“来自何方？去向哪里？”这种“追问”的意义在于：如若能获得科学的答案，人及其创造物便能确定安身立命的根据，并沿循必然的演进规律而获得继续前行的动向与动力。中国共产党的党校是不折不扣的人文事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校是执政党培养执政骨干的学校，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理论武装、党性教育和能力提升的主渠道”。党校的根本特点是“党校姓党”，它要做到“三个适应、三个促进”：即适应党和国家大局的要求，促进党的中心任务的落实；适应党的干部教育的要求，促进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提高；适应党的理论建设的要求，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据此，我们对党校不能不追问“它从哪里来？将向哪里去？”

如果从粟裕大将自1938年2月创办的“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算起，浙江省委党校（正式命名为“浙江省委党校”前可定义为“浙江省委党校前身”）已走过74年历程，然而，人们对它的“追问”却至今鲜有问津。为此，我们撰写《老校长——浙江省委党校及其前身的8位校长》一书，以弥补“追问”之缺失。应该指出，此书的基本内容是“校长列传”而非一般意义的“党校史”。之所以会有这种“內容选择”，是因为一般意义的“党校史”，主要记录的是周而复始的日常工作，以及所有党校都具有的“共性”教学，这只是不可避免的重复性劳动，专注于此，看不出党校明显的沧桑变化；而每位校长除了履行自己的日常职责外，都会对党校发展赋有自身的特殊思考与实践，而只有这种“特殊思考与实践”，才能凸显党校在“路径依赖”的进程中所发生的通融更易的新气象；尽管这种“新气象”在本根上依然要受制于历史嬗演的大格局，但它毕竟倾注了校长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能昭示某种翻新蜕化新特点。

从质底说，本书选择“校长系列”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学”。它告诉我们：尽管历史演进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这种客观规律的实现，必须通过人的主观意图及其实践在客观的历史阐释中活跃地“在场”，并内在地与客观规律的演进路向相勾连。因为正是这种勾连本身（所谓历史经纬线的交织）规定着客观规律的基础定向如何实现，以何种方式去实现，也规定着人的主观意图如何参与、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到那基础定向的筹划之中。据此，对于历史事件之真正的客观阐释来说，它必须（而且首先必须）将人的主观意图包含在自身之内，因为历史事物一开始就是在与自然事物的区别和对待中确立自身的，而这样的区别和对待又总是以人的主观意图是否介入为基本根据的。然而，马克思特别重视其中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图与实践，他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因为历史人物与一般的无意识地构成“合力”的普通群众不同，他们是自觉地运用主观实践来为历史的客观规律探路的人物，这既体现了历史演进以偶然性为自己开拓通途的必然性本质，又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总体合力”的方向性趋势。这也就是说，尽管历史人物选择也不能脱离历史条件的制约，但它又是在这“制约条件下”的个人的目的性、实践性的自觉选择，而且由于这种“自觉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以后必然由无数个体的补充而逐渐形成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形式，转化为必然的现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人物体现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个人生命的偶然活动、社会活动规律与个人实践目的的有机统一。在本书中，浙江省委党校前身及其后的8位校长就是该校发展史上的历史人物，因此我们选择他们来阐释“浙江省委党校从哪里来？到何处去？”正适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学”。

本书阐述的“浙江省级党校”的前8位校长，内容包括：1、每位校长的革命经历；2、每位校长在浙江省工作的情况；3、每位校长对浙江省级党校发展的特殊贡献。具体而言：

其一，“每位校长的革命历程”推本求源地阐述了：他们具备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与汗马功劳，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他们才能把“浙江省委党校”当作党的事业来办。在这个意义上，每位校长已把自我深深地内化于党的事业之中，使党的事业成为自我的人生价值与意义，这样，党的事业也就不是外化于他们自我的存在，而成了其神圣自我的最高存在。于是，每位校长都把自我看成是党的事业不断绵续的一部分，把事业的演进看成自我更高形式的复归，把事业的实现当作自我最高价值的实现。而这又决定了“浙江省委党校”在他们的具体领导下，尽管在演进的历程中不乏曲折性与坎坷性，但在总趋势上毕竟是不断进步发展的。

其二，“每位校长在浙江省工作的情况”考究寻绎地说明了：他们在任校长之前后，都脚踏实地地为浙江人民服务过，是浙江省领导层的行家里手；因此，他们不仅对浙江省情有深邃理解，而且更具有对浙江工作的深情厚意；而他们这种在浙江工作的生涯，成就了他们办好“浙江省委党校”的真才实学。在这个意义上，每位校长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现实的世界，自我价值建立在自我的人生基础之上，但是，他更知道自我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是与党的事业这一“大局”同构的，后者代表了浙江发展事业与人民根本利益的全局性。据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自觉地进行选择，而选择的结果总是以党的事业的“大局”为重。据此，尽管我们可以对他们的行为评价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他们在领导“浙江省委党校”的岗位上都是尽心尽责的。

其三，“每位校长对浙江省级党校发展的特殊贡献”实事求是地展现了：“浙冮省委党校”前身及其后的8位校长都是推动党校发展的正能量人物。依据笔者的见解：

（1）浙江省在战争年代诞生的三所省级党校，代表了浙江省委党校的前身，它们的历史可称为浙江省委党校的“发轫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粟裕于1938年1月15日首任“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他对浙江省委党校的最大贡献是：首创浙江省委党校的源头并建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其意义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鲁迅说：“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2]依据这种境界，首创者必须赋有冠冕群伦的历史感知能力与舍我其谁的时代开拓精神，还必须具有完成使命的实践能力。而所有这些粟裕无不具备，因此他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外，“首创”意味着“起点”。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应当把“起点”看作是历史生命的种子——整体发展过程的胚胎，其特点是涵括事物今后展开的诸方面的胚芽。“起点”就是“开端”，其本身是不完备的，但正因为如此，它才“赋有引自身向前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粟裕在“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所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可以看作是“契合了中共的干部培训规律”的“起点”。

何克希于1945年元旦任校长的“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可看作是第二所浙江省级党校。何克希对此的最大贡献是：继承与发扬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事实上，在中共革命实践史上发生的任何一种史事，必定是经过思想理论引示的实践史事，不存在未经思考过的盲目实践史事的发生；纯粹无意识的偶然事端，并不构成左右革命大势变化的要素。这就是说，中共革命实践史的发展，不能不衍生出对这种实践及其经验的思想理论反应，而随着革命实践方式的变化，思想理论反应也同时得到补充、修正、丰富乃至变化；这个过程也就是中共思想理论史内涵的凝聚过程。依据这种视角，何克希校长为“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选择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正是当时干部培训的最佳模式。

粟裕于1945年2月在浙西创办的“苏浙公学”，可看作是第三所浙江省委党校的前身。粟裕校长在此对浙江省委党校发展的特殊贡献是：根据时势变化确定不同的办学宗旨。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3]依据这种视角，尽管粟裕创办的“苏浙公学”与其以前所办的“闽浙边救亡干部学校”同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但前者处于全面抗战开始期，因此其办学宗旨应是“为随后展开的抗日战争作好干部准备”；而后者处于抗日战争的即将胜利期，因此其办学宗旨变化为“为战后‘中国向何处去’作好干部准备”。事实上，苏浙公学的办学宗旨被确定为：“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贯彻学用一致精神，谋取青年出路，培养抗日建国专门人材”，这正是以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体现。

（2）杨思一、吕志先任浙江省委党校校长时期（1949年9月――1956年11月），是浙江省委党校开始稳定建构的时期。

杨思一于解放初期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校长，对浙江省级党校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创建了浙江省委党校的长期稳定性的组织机构与教学机制，从而使以往以“短训班”为主的党员干部培训模式转型为长期稳定性的党校教育模式。

一般而言，杨思一校长的实践出于以下真理性认识：和平时期的党员干部教育与其在战争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在革命战争年代，受严峻的战争环境与迫在眉睫的革命任务的追逼，党员干部的教育主要是为了认清环境与任务，从而找到适应当下斗争的实践路径和方法。这决定了党校的教学内容是根据形势需要而因时制宜的，教学目的是为了达到“学了马上能用”的实用性。这决定领导机构与教员队伍也基本是临时组成并“用完撤消”。这样的教育模式虽然适合变幻不定的革命斗争格局，却也带来了党员干部不能深入学习而显得理论与实践功底不够厚实的弱点。在解放后的稳定环境中，党员干部教育既不受战争形势的苦苦追逼，又不用根据“只争朝夕”的需要而即时投入实用，因此，完全可以通过从容的培训而坐收事半功倍的长期效应，增强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据此，建构长期稳定性的党校领导机构与教育模式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吕志先于1955年2月至1956年11月第一次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校长。这一次，他对党校教学的最大贡献是：使干部培训工作从以往注重实践经验学习上升为并重系统理论学习。因为毛泽东主席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据此，党校教学在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中，是该好好补充以往的“理论不足”的短板了。

吕志先于1960年2月至1962年7月第二次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校长（任浙江省委党校和杭州大学合并后的“双校长”）。吕志先的这次任职面临极大困境：浙江省委党校与杭州大学的这种合并，造成了双方都难以克服的发展瓶颈。吕志先认为，这种把大学党校化的办学方向是错误的，因此他向浙江省委极力建言：应该刻不容缓地将两个单位重新分开，做到“党校的归党校，大学的归大学”，以利于两个学校都能按照各自的办学规律得到合理发展。浙江省委终于接受吕志先的意见，决定浙江省委党校与杭州大学重新脱离，各自发展。吕志先此举相当于把杭州大学作为真正的大学挽救了回来。

（3）周林、陈冰任浙江省委党校校长期间（1956年11月――1977年9月），乃浙江省委党校的曲折发展时期。

周林从1956年11月至1964年9月，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校长长达8年时间，是浙江省委党校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他对浙江省委党校的最大贡献是：界定了党校的教育主旨为“教学与科研并重”，导致党校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事实上，当时党校成为正式建制的党政机关已好几年，对培训对象的“基本知识教育”也已基本完成，如果教学再不导入科研机制，使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不断充实到党校课堂，党校的教育层次便会出现“断层”，甚至导致教学“失效”。周林校长在浙江省委党校大兴科研之风，使得党校教员能带着问题意识进行科学探究，据此使自身成为知识渊博、眼界宽阔的教育者，这无疑使党校的教育再次获得“源头活水”。其意义正如中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所指出的：“教学没有科研做底蕴，就是一种没观点的教育。反之，具有较高科研水平的教师，必然对教学内容思考得更为深刻透彻，对知识的把握更为准确，教学更易做到‘深入浅出’，有助于学生学习与理解。”当然，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周林任校长的8年中，正是党内“左”倾指导思想越演越烈之时，受大环境的左右及本人主观境界的限制，他无可轨避地对党校的发展造成某种损失。据此，周林校长任职期间只能算是：浙江省委党校在曲折中发展的时期。

陈冰于1964年9月任浙江省委党校校长，至1967年在“文革”的运动中被打倒（浙江省委党校不久被撤消）；1973年浙江省委党校恢复，他仍任校长，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陈冰任校长期间的浙江省委党校更是处于“曲折发展”时期。他对浙江省委党校的主要贡献是：在极为恶劣的政治生态中坚持办学，因此至少使浙江省委党校能在风雨飘摇的“文革”中成建制地死而复生；这就为粉碎“四人帮”后，浙江省委党校能够迅速摆脱“左”倾错误思想影响，拨乱反正，保留了思想政治阵地。

周林、陈冰校长时期的浙江省委党校体现了这样的时代意境：现代世界之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问题，是不能存而不论的，因为它是植根于现代生活的历史运动且正处于进行中的时代任务。就此而言，它是源自于生活世界之确凿无疑的客观要求。现代世界在自我理解中实现自我确证，固然不能离开人的主体活动，但其本质上是关乎于现实生活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大探索。这种“探索”承载着不可否认的时代责任，因而尽管在非常时期，“探索”呈现为坎坷的跋涉，但其结果迟早会纳入历史正脉。  

（4）铁瑛、刘亦夫任浙江省委党校校长期间（1977年9月――1990年6月），是浙江省委党校走向成熟的时期。

1977年4月至1983年3月，铁瑛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身份兼任浙江省委党校校长。铁瑛校长对浙江省委党校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浙江省委党校的“拨乱反正”，据此为党校进入“成熟期”铺平了道路。

铁瑛校长的实践活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如下颠扑不灭的真理：现实的人不仅依赖环境，也创造环境。从人对环境的依赖来看，环境决定了社会性质及该社会人们的发展水平和程度，从而制约着现实人们自主选择的性质和范围。但就人对环境的改造而言：环境作为“人的”，无例外地都是“人化”了的。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得到的现存的和由他们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放眼历史发展速度更可以看到，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只在于界定了现实人们选择的“可能性空间”，从而规定出历史发展的绝对上限与下限；但在这界定的范围内，历史进步的幅度取决于人们历史活动的自主性。可以设想，如果人们选择了可能性的上限，那么推动历史发展的速度就快；反之，则慢。铁瑛在任校长期间，能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突破“两个凡是”的约束，从而总能带着问题意识去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据此迅速为浙江省委党校步入成熟发展期奠定了基础。

1983年4月至1990年6月，浙江省副省长刘亦夫任浙江省委党校校长。刘校长对浙江省委党校发展的最大贡献是：开拓出浙江省委党校的“正规化教育”局面，使党校发展完全进入成熟期。在他之后，浙江省委党校的发展皆奠基其上而沿循正确规律演进，呈现出平稳顺利的特色，从未出现大的波动。

刘亦夫校长之所以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是他以“学者型校长”的思维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以一种先验主义的本体化的思想方式，以教条主义的态度理解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了马克思所批判和否定的那种“应确立的状况……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的先验原则和抽象教条，并从这种先验原则和抽象教条出发，强制性地要求现实与之相适应，从而使这种社会主义完全失去了现实生活的基础；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思维方式不再把先验的原则，而是把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理解为“真实的存在”，认为后者才是对人而言的最为“源始的现象”，这是一次与“现象学还原”具有相似意义的重大转向：它把那些抽象的、先验的、本质主义的“终极实体”悬置起来，而把实践活动以及根源于实践活动的现实生活把握为自足的“事情本身”和无条件的、无需其他外在条件的、构成全部解释和证明“终端”的真实存在。正是在这种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引导下，我们才回到中国人和人类生活的坚实大地，才可能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才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才有可能获得合法性并在现实中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摆脱“亵渎神圣原则”的污名而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主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等话语及其实践才能告别虚幻空想的“天国”并贴进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等等。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換对于“改变世界”，即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进程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