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此书源起于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南分会要我承担的课题：《粟裕及其领导的浙南三年红军游击战争》，由于课题中涉及粟裕曾任“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一事，浙江省委党校认为;这是浙江省委党校前身的首位校长。因此,党校建议我将课题延伸性展开,扩展为《老校长——浙江省委党校及其前身的8位校长》。我在浙江省委党校任教员大半辈子自感有责任厘清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欣然接受这一课题。此后，我踏上了苦心孤诣的二年写作之路。二年来，我不得不挖空心思地从各方面收集历史资料，条分缕析地整合杂乱无章的史实，殚精竭虑地求索每一个时代性难题，然后从中择定演绎逻辑，孜孜不倦地撰写一篇又一篇的人物传记。所庆幸的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至今全书得已玉成。

在历史事实方面，本书坚持历史客观性的立场，强调历史事实的本在性、根据性、选择性、逻辑性必须同时出场。在一般的意义上，历史具有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种无可选择性就是历史的客观性。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常识认知问题：只要我们不是中国前秦时期那位梦蝶的庄周，或是被“唯一的存在是自我”的观点醉晕，就都会毫不怀疑地说，我们生活的现实是客观现实，我们面对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真实地发生着，而不是在做梦，不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神境。据此，当前的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当前所谓的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换言之，如果我们承认现实的客观性，承认自己生活的世界是真实的，就会合逻辑地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承认自己生活的世界是真实的，就会合逻辑地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它贯穿于人类全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现实生活之中。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无解的难题：本书的历史事实是由作者陈述的，但作者并非客观事实的亲历者，其书写的历史材料乃是从别人提供的史料或历史记载中得来的;而任何“田野调查”与历史书写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其中书写的事件或人物，属于另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甚至久远。换言之，凡是历史事实都不是当代历史研究者所能亲见的，人永远面对的是现实的存在，只能面对历史远去的背影，也即历史研究者永远不可能是历史的“在场者”,而是“缺位者”;至于回忆录，严格说不是历史研究著作，而是亲历者提供的历史资料。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事实只能是历史上通过文献、口述史、考古等呈现出来的“真实的过往”；而且，并非所有“真实的过往”都能成为“历史事实”，只有被叙述及史书等形式记载下的材料才能成为“历史事实”这等于说“历史事实”首先是经过叙述者及史书筛选的。此外，这种历史材料要成为作者视野的“真实的事实”’，还必须成为作者认定的“事实”这种“认定”既有共同的“历史标准”和“技艺性的”操作手段，也受作者的个人志趣、生活经验、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和现实追求等多个方面的制约。

本著置身于这种境遇，在历史事实方面，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学”的立场:虽然解释历史必须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但并不认为历史解释可以达到历史事实的绝对真实性，所以，只把追求信史作为历史阐释的目的。此外，本书主张历史的客观性，也不是倡导历史实证主义，只强调用事实说话。历史不是客观事实的堆积,能说话的是人，是人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事实本身在说话。用事实说话的人，必然会用一定的观点来应用这些事实材料。这样，本书为了所述“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认定它们必须具备：本在性、根据性、选择性、逻辑性四个特征。简言之，本在性体现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构成历史书写真实性的基础;根据性意味着所撰的历史事实都有史书的根据，并非空穴来风;选择性表示本著的历史事实是在作者的视野中确定的;而逻辑性则强调本书所述的历史事实具有因果联系，经得起人们的推敲。总之，以上“四性”如影随形，同时出场，据此保证了本书历史事实的真实性。

在为本书提供材料方面，笔者要特别感谢浙江省委党校档案部门与科研处，是它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此外，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南分会与浙江省委党校平阳分校提供了有关粟裕与“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材料;浙江省党史与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提供的有关铁瑛校长的材料；吕志先的子女吕文峰、吕玉玲提供的有关吕志先校长的材料;陈冰的儿子陈嘉、陈援提供的有关陈冰校长的材料；刘亦夫的女儿刘俐提供的有关刘亦夫校长的材料;作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总之，此著书写的每位校长的传记，本着“材料多的多写,材料少的少写”之原则，决不虚构历史。另外，本书对每位校长的具体事实评价，都有“文字材料”的第一手根据(有很多甚至是校长的亲笔材料，例如，他们留下的报告稿与讲课稿)。当然，这8位校长的最终历史地位都已由党组织“盖棺定论”，本书的某些论述只是真实地记载了浙江省委党校发展的客观历程，决不影响诸位校长的正能量的历史地位。

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爱人孙凤兰，是她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多次陪伴我到省档案馆等处查找资料，帮忙整理多方提供的繁杂材料，如果没有她付出的巨大辛劳，我是难以集中精力玉成此书的。作者还要特别感谢浙江省委觉校科研处长吴为民，副处长范增针，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本书得以正式立项，通过审核并获得最终出版。作者还要感谢党校管档案的刘薇女士，是她提供了党校留存的诸多档案材料。

最后，作者要说：尽管各种条件不可能尽善尽美，此书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瑕疵，但对于浙江省委党校前身及其后8位校长的生涯追索与评价，无疑是填补空白的开先河之举。读者阅读此书后，便知道此言不虚了。

胡 建

2023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