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有关浙南红十三军的专著，现已有几本颇具分量的文本。例如，金延锋、沙勋编著：《红旗卷起农奴戟—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永嘉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血染的丰碑—红十三军斗争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特别是刘定卿编著：《浙南红十三军传》（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不仅含纳了以往关于红十三军研究的几乎全部内容，而且还提出了红十三军研究中至今尚未解决的“十大谜题”。

然而，我仍然要出版自己的专著：《史实中的中共浙南组织与红十三军》。此书之所以值得出版，是因为我查阅了历史上留下来的有关中共浙南组织与红十三军的全部“原始文件”（除了中共方面的文件之外，也包括一些国民党方面的文件）后，发现以往关于红十三军的研究成果对“原始文件”所披露的材料大半搁置不用。原因可能是：“原始文件”的内容难以系统性把握，内在的逻辑线索很难分析还原，故以往的研究大都选择“回避”的态度。殊不知，它们这样忽视“有文字记载”的材料，至少会在研究内容上形成相当大的空白，也不能按照“历史逻辑”还原过程真相，更毋论在历史事实基础上提炼历史规律的视野了。所以，本专著的出版首先要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另外，据《血染的丰碑—红十三军斗争纪实》一书的副主编张宗钦说，当年他为此书出版而收集的材料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未能编入。他将这些材料都给了我，我编入此书。

事实上，历史上留下来的“原始文件”都已经“公开发表”。它们主要被记载于：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单位编：《红十三军与浙南特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中共温州党史研究室编：《浙南革命历史文献汇编（一、二战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解放军档案馆编：《红十三军和浙南革命斗争》（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另外，作者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原始文件”只是为各级党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工作指示而书，故只须当事人看得明白就行，而这却对当今的读者理解“原始文件”造成了困难。因为文件中往往词句结构不甚严谨，有的地方甚至连主语是“敌方”还是“我方”都不注明。为此，作者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这些内容含糊的地方加上括号，作者在括号中撰词，以此讲明“原始文件”的真意。正因为这样，作者特此声明：“原始文件”中加括号并括号中写的东西是本书作者所为，而删去括号及括号中的内容的才是原件。

在一般的意义上，本书作者根据“原始文件”而出版的《史实中的中共浙南组织与红十三军》，与以往的研究成果具有以下的殊异特点。

其一，以往的研究成果大都采用“田野调查”的材料进行演述，本专著主要根据“原始文件”的内容与逻辑还原历史真相。以往的研究者由于舍弃了“原始文件”的大部内容，只能立基于“容易掌握”的“田野调查”的材料，但这实际上是不完整、不系统的材料，故它们的写作手法只能采用大量的引申、跳跃、推断乃至于假设，据此跃过史料之间的空隙而把它们“合理地”组织到一起。殊不知，这正违背了“历史阐释的真正主体性”。所谓“历史阐释的真正主体性”，要求研究者必须用内在于历史的尺度与材料来阐释历史，不外加任何想象；而既然阐释原则内在于历史，这就直接涉及了阐释的客观性。因为坚持内在于历史，就是坚持阐释必须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性便形成了主体性的合理边界。换言之，历史阐释有一个限度，这就是被书写的历史事实不是主观认定的，它必须有确凿的根据，主要是文献资料的根据、考证材料的根据；虽然文献资料和考证材料也可能有争议，但经过不断的核实、辨别，还是能够弄清楚事实真相的。在这个意义上，突出主体性与强调客观性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内在统一的。

本专著根据原始文件的资料叙述红十三军的历史，因此采用了被以往的研究者大量弃用的内容，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从有文字根据的史实中勾勒出真实的历史逻辑。例如，中共浙江省委为了在浙南发动武装斗争，强调反对“改良主义”问题；中共中央为了解决武装斗争的经费困难问题而暂时解散浙江省委，将维持省委机关运作的经费投向组织红军；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初起时应“反对红军土匪化”的指示精神；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以往的研究者忽略的，但却是“原始文件”分外重视的。此外，鉴于原始文件中关于红十三军“攻处州”、“打平阳”、“枫林整军”、“金贯真牺牲真相”、“陈文杰牺牲真相”等问题的阐述，与以往研究的陈述内容出入极大，本专著一律根据原始文件而秉笔直书。更值得指出的是，本书毫不讳言，当年在“李立三左倾路线”指导下，浙南特委书记王国桢与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的矛盾是造成红十三军失败的“直接导因”，以及胡公冕离军后，王国桢与陈文杰、雷高升、潘心元（红十三军第二任政委）仍然矛盾不断，等等。这实际上也是用原始文件中的“证据”回答了刘定卿在《浙南红十三军传》中提出的“十大谜题”。

其二，以往的研究大都剥离中共浙南组织与红十三军的有机联系而专述红十三军，而本专著将中共浙南组织与红十三军进行整合研究，在总体上体现了“党指挥枪”的历史事实。本专著这种叙事模式之所以必要，从根本上看，是由历史事实阐释的真实性决定的。因为在历史事实上，红十三军是由中共浙南组织直接创建并领导的，双方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但以往的研究成果对中共浙南组织的作用只是从抽象的层面而寥寥数语加以“过渡”，此后便转向专述红十三军；其中甚至连中共永嘉中心县委书记王金姆牺牲，中共台州中心县委书记曹珍捐躯，中共永康中心县委书记李立卓殉难这样的举足轻重的大事，都被舍弃。这种不从“原始材料”提供的真实史实进行的合逻辑研究，不能演述令人信服的历史逻辑。笔者举几例说明。

例如，在创建红十三军问题上，中共中央曾先后派出郑馨、邵天民、金贯真巡视浙南，他们反映的见解（搁置每个人都要分析的“形势问题”）是中共中央决策的主要根据。然而，以往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对此忽略不论。本专著根据“原始文件”可见：郑馨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是，“八·七会议”之后，浙南许多基层党组织仍然沿循以往“国共合作”时的“路径依赖”，未能与国民党当局“一刀两断”而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据此，郑馨提出：要把浙南地区“和平发展”的党组织转型为“斗争发展”的党组织，与此相适应，浙南党组织还必须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的“改良主义”，据此才能发动而武装斗争。郑馨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与浙江省委的首肯，这才有了以后以郑馨为书记的“中共永嘉中心县委”领导的“温州、平阳、瑞安的联合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邵天民巡视浙南。其目的是：找出起义失败的真实原因，厘清浙南党组织的真实情况，并为以后的武装斗争而提出新对策。邵天民巡视浙南后，向中央反映了浙南党组织存在的严重缺陷，并指出，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党的斗争任务与浙南人民争取生存的现实斗争相脱节，导致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缺乏动源与动力。他提出，只有将党的斗争任务与浙南人民争取生存的经济斗争密切结合，才能逐步将群众斗争发展为党所需要的武装斗争。中共中央赞同邵天民的建议。于是，浙南党组织积极领导民众的“闹荒”、“闹粮”、“闹盐”、“平粜”等为现实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并逐步引导它们走上武装抗争的道路。在浙南农民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又派金贯真巡视浙南，看能不能在浙南组织正规红军部队，列入全国武装斗争的布局。金贯真巡视浙南后向中央反映，浙南组织红军以开展武装斗争的客观形势已经形成，浙南党组织作为革命的主观领导力量也已形成，但“形成”不等于“成熟”，党组织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弊病。他向中央建议：现必须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而在浙南创建红军，至于党组织的缺陷，期望在以后的武装斗争中逐步克服。其后，才有了中共中央建立浙南特委与中央军委组织“红十三军”的史实。

其三，以往的研究成果将红十三军运动描述为一个全军整体性的过程，而本专著则采用红十三军三个团各有自身特殊历程的叙事模式。在理论研究方面，当代历史研究否认了“不依赖理论框架的直观史料认知”的思维可能性，认为即使是解读最简单的史料，做最基本的文献功夫，没有理论框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大脑认知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要经过各种长年累月积攒起来的认知滤镜，既然如此，“史料阅读”这种高度专业化、高度系统化的认知工作不可能不依赖理论框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之后的当代史学，格外强调把史料与文本放到“历史语境”与“历史情境”中去解读。但这些“情景”与“语境”不是史料本身就能够完整提供的，它们是客观史料与理论框架结合的产物。

在对红十三军研究的理论框架方面，以往的研究成果大都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与“历史情境”而笼统地谈论“历史事实”。它们将红十三军的过程，整体性地描述为一个具有共同原因而同时兴起、发展乃至失败的历程，从而造成事态混淆交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思维困境。殊不知，中共浙南组织与红十三军军部对所属的三个团（师）从未集中使用过，三个团（师）之间只有呼应关系，没有统一指挥下的集合事实。所以，这种站在全军的视角下，将红十三军三个团（师）描述为出于相同的原因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历程，是站不住脚的。例如，1930年10月，红三团因壶镇战败而溃散，红一团也因国民党重兵围剿而遭重大损失，但红二团却正处于屡战屡胜并乘势兴起的发展机遇期。此外，三个团（师）失败的“直结导因”也各不相同。除了“李立三左倾路线”指导的共同境遇外，红一团（师）主要是因为不顾敌我力量悬殊而冒险攻打重大城镇，结果屡遭重挫而不可收拾；红二团（师）主要是因为领导班子内部的“宗派斗争”而自行解体，终于造成全军瓦解；红三团（师）则是因为领导者革命意志不坚定，壶镇战败后自行解散，团长程仁谟、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宋桓先后投敌，导致一蹶不振。

本专著的理论框架为：中共浙南特委对红十三军的领导是间接的，事实上，红十三军军部与红一团主要是由中共永嘉中心县委领导，其演序沿循自身逻辑；红二团主要是由中共台州中心县委创立，它的过程有其特殊轨迹；而红三团则主要是由中共永康中心县委组建，它的历程与中共永康中心县委的成败直接挂钩。这种思维结构避免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在不存在的历史事实中，用“强行逻辑”来虚构历史。事实上，于是一次又一次集中兵力攻打中心城镇：红十三军三个团（师）先后失败后，其余部在各自活动区域坚持斗争的不同特色之自身逻辑。

其四，以往的研究成果仅重于对红十三军事实细节的叙述，本专著还加之对其历史规律性的探讨。在一般的意义上，历史研究并不排斥对历史事实细节的研究，有时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和来龙去脉，甚至需要非常精细的考证和辨别，这是史学研究的客观要求。但是历史细节研究并不等同历史事实研究。因为历史细节纷繁复杂、有轻有重，并不是所有的细节都有助于弄清真相，有些细节还可能掩盖真相。所以，对历史的研究，不应单纯是对史实细节叙述，同时也应是对历史的解释。解释不仅仅问事实“是什么”，更要问“为什么”。一旦要分析“为什么”，就必须进入到事实因果关系的分析、规律层次的探讨。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阐释不仅要将历史事实描述出来，更要把表象背后深层次的规律揭示出来，通过解释，不断接近历史本质，并据此告诉人们：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希望人们鉴古知今，有所启迪。这也是历史研究者的一种责任和境界。

然而，以往对中共浙南组织与红十三军的研究只重视“是什么”的事实性描述，轻忽“为什么”的哲理性探究，因此难以从本质上说明红十三军运动。例如，对于浙南革命的兴起的必然性问题，它们只是从共产党领导的表层角度叙述，而没有从深层次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时，社会革命就要来临”的历史根本规律，因此未能揭示红十三军兴起的客观必然性。这种说法很容易陷入“英雄史观”而非“人民史观”。本课题通过对当时浙南的真实社会存在状况的再现，说明浙南革命的必然性在于：缘于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工业化运动，由于与原有的地主势力相结合并保护他们的利益，因此，它在瓦解浙南农村社会的同时，却未能像在西方那样，给农民拓出新的工业化出路—由勃兴的城市商品经济为破产农民提供新的就业途径。浙南地区这种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失败，导致了农民同新旧世界的两重矛盾，迫使他们只能在原先的生产方式中—以土地为基础的生活模式中—谋求生存之道。这具体表现为：农户必须拥有自己的土地并能自耕而食，才能保住眼下的生存希望。这样，“打土豪，分田地”成为破产农民的普遍愿望，而这又与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的纲领不谋而合，由此决定了浙南农民必然拥护、追随中国共产党。这种规律性的揭示证明了列宁所说的真理：“千百万人是不会听别人指使去进行革命的，只有在人民穷困不堪，再也无法生存，千百万人的压力和决心可以粉碎一切旧的障碍并真正能够创造新生活的时候，他们才会起来革命。”

此外，本专著在每一篇后都设置了“本篇小结”，对中共浙南组织与红十三军三个团的兴起必然性与失败的必然性等问题，都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与阐释。

其五，以往的研究成果只演述红十三军“过去的历史”，本专著还诠释它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第二个结合’”的现代意义。众所周知，文化传统是人类本性及其实现方式的历史精华，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和灵魂。历史事实证明，任何发展只能是内在于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演进。一旦脱离文化的传统，任何善良的设想与行为都有可能获得相反的结果。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存在，文化在历史中凝聚为思想与实践的传统。这个逻辑表明人的确是传统的存在，是在传统精神的推动下自己发展自己的。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传统，同样不可能有离开传统的人。正是立足于这种视角，习近平总书记在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源于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的结合”（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理论。他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革命传统（包括红十三军的精神）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与马克思主义实现的“第二个结合”，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历史启迪意义。这也就是说，尽管红十三军的历史早已成为一去不返的“过去式”，但它留下的经验教训与永恒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对此，本专著对红十三军的主要经验教训—要全面从严治党—给予了“第二个结合”式的总结。此外，中共永嘉县委将红十三军精神界定为：“怀抱理想，敢为人先的求真精神；为民奉献，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本专著特撰“永恒精神阐释”，分别考证这“三种精神”在浙南大地的优秀传统文化来源、它在红十三军身上的体现、它对我们今天实践的历史启迪意义。以此说明，我们今天对红十三军历史的最好继承，就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历史。在当下实践中，“第二个结合”是融民族性与时代性于一体，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革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于一体，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基本的精神目标，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走在前列赢得了精神主动。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所带来的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必将使我们更加大胆地突破旧有的思想限囿，以积极姿态能动地应对这个日益不确定的世界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借此实现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伟大复兴。

胡 建

2024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