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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此书源起于2022年浙江省委党校“浙南革命史研究中心”、浙江省委党校平阳分校、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南分会的课题。另外，我自2000年任永嘉县“红十三军历史研究会”的顾问以来，也自认为有必要出版一本自己关于《中共浙南组织与红十三军》专著。 毋庸讳言，当我以研究者的身份去接触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始文件时，心情难免啧有烦言。因为真实的历史并不像传统的研究成果那样“高大上”，原始文件中反映的大量事实是中共浙南组织与红十三军的种种不成熟，有些材料甚至是如此的“不堪”。然而，当你借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去细品这段历史时，却猛然发现：正是这些极不成熟的、错误比比的革命先驱，却敢于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去殉自己信仰的红色事业。至于他们领导下的农军，尽管素质如此“不堪”，但他们为争不可或缺的生存权，却敢于向不知比自己强大多少倍的敌人“亮剑”，不计生死而前仆后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极不成熟的革命前辈才创造了浙南革命史。仅此一点，就足够让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幸福中而不知“呕心沥血”为何物的后人自叹不如。对于革命前辈生命的意义，笔者曾在红十三军建军九十周年（2020年）时，赋“七律”一首以抒发自己的体悟：《七律·纪念红十三军建军九十周年》：“九十回眸识初志，万众争存卷巨飙。剑指世间奴役事，旗开天下斧镰潮。楠溪寒月留雄迹，东海初阳促血苗。头颅换得天道在，民心所指立新朝。”今天，我仍坚持这种认知。 事实上，我自接受了这一课题后，踏上了苦心孤诣的三年写作之路。三年来，我不得不挖空心思地从各方面收集历史资料，条分缕析地整合杂乱无章的史实，殚精竭虑地求索每一个时代性难题，然后从中择定演绎逻辑，孜孜不倦地撰写专著。此外，我不得不从各种图书资料上、网页信息上求取各类照片，以作为真实历史的“佐证”。所庆幸的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至今全书得已玉成。 在历史事实方面，本书坚持历史客观性的立场，强调历史事实的本在性、根据性、选择性、逻辑性必须同时出场。在一般的意义上，历史具有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种无可选择性就是历史的客观性。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常识认知问题：只要我们不是中国前秦时期那位梦蝶的庄周，或是被“唯一的存在是自我”的观点醉晕，就都会毫不怀疑地说，我们生活的现实是客观现实，我们面对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真实地发生着，而不是在做梦，不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神境。据此，当前的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当前所谓的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换言之，如果我们承认现实的客观性，承认自己生活的世界是真实的，就会合逻辑地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它贯穿于人类全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现实生活之中。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无解的难题：本书的历史事实是由作者陈述的，但作者并非客观事实的亲历者，其书写的历史材料乃是从别人提供的史料或历史记载中得来的；而任何“田野调查”与历史书写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其中书写的事件或人物，属于另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甚至久远。换言之，凡是历史事实都不是当代历史研究者所能亲见的，人永远面对的是现实的存在，只能面对历史远去的背影，也即历史研究者永远不可能是历史的“在场者”，而是“缺位者”；至于回忆录，严格说不是历史研究著作，而是亲历者提供的历史资料。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事实只能是历史上通过文献、口述史、考古等呈现出来的“真实的过往”；而且，并非所有“真实的过往”都能成为“历史事实”，只有被叙述及史书等形式记载下的材料才能成为“历史事实”，这等于说“历史事实”首先是经过叙述者及史书筛选的。此外，这种历史材料要成为作者视野的“真实的事实”，还必须成为作者认定的“事实”，这种“认定”既有共同的“历史标准”和“技艺性的”操作手段，也受作者的个人志趣、生活经验、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和现实追求等多个方面的制约。 本专著置身于这种境遇，在历史事实方面，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学”的立场：虽然解释历史必须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但并不认为历史解释可以达到历史事实的绝对真实性，所以，只把追求信史作为历史阐释的目的。此外，本书主张历史的客观性，也不是倡导历史实证主义，只强调用事实说话。历史不是客观事实的堆积，能说话的是人，是人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事实本身在说话。用事实说话的人，必然会用一定的观点来应用这些事实材料。这样，本书为了所述“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认定它们必须具备：本在性、根据性、选择性、逻辑性四个特征。简言之，本在性体现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构成历史书写真实性的基础；根据性意味着所撰的历史事实都有史书的根据，并非空穴来风；选择性表示本专著的历史事实是在作者的视野中确定的；而逻辑性则强调本书所述的历史事实具有因果联系，经得起人们的推敲。总之，以上“四性”如影随形，同时出场，据此保证了本书历史事实的真实性。 在为本书提供材料方面，笔者要感谢如下同志。如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张致光、永嘉县红十三军历史研究会会长金爱伦、永嘉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胡方领、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蔡少盾。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爱人孙凤兰，是她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多次陪伴我到省档案馆等处查找资料，帮忙整理多方提供的繁杂材料，如果没有她付出的巨大辛劳，我是难以集中精力玉成此书的。 最后，作者要说：尽管各种条件不可能尽善尽美，此书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瑕疵，但对应传统的研究成果而言，无疑是以创新面貌临世的新作。读者们阅读此书后，便知道此言不虚了。
胡 建 202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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